疫情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分布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和中部地区。首先是中部地区，疫情爆发就在武汉，武汉又是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枢纽，疫情导致武汉经济增长滞缓，年一季度武汉累计GDP同比下降40.5%，创下了几十年来历史增长新低，不少企业因此破产倒闭，他们在银行的贷款也变成了次级、可疑甚至是损失贷款，所以不良贷款明显上升。
而长三角地区是整个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无法运转而倒闭，加大了商业银行负担。而环渤海地区是重要的港口枢纽，受疫情影响许多港口生意暂停，企业负担加重，不良贷款比重增加。沿海地区由于由于交通便利，交通运输业、外贸出口比较发达，人流量也大，受疫情冲击，沿海地区的不良贷款也有增加。
从上文文献综述部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把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分为了外部宏观和银行内部原因。外部宏观来说，主要是国内经济发展、货币政策等。从微观角度来看，银行抵御和管控风险的能力、银行盈利能力、银行贷款相关流程以及银行多元化业务发展水平等都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
继续分类分析，通过分析外部宏观因素和银行内部原因来解释疫情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使得不少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因为疫情强大的传染性和爆发性等原因，许多地区工厂停工，工人停产，更有严重的地区直接封城，经济活动基本暂停，甚至在年 季度GDP出现了负增长。
不只是我国，全球经济都因为疫情出现了短暂倒退。根据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年 季度GDP为.3亿元，比上个季度减少了7万亿，同比增速为-6.78%，环比增速为-25%左右。疫情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对国内，对国际贸易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得国际贸易严重萎缩。在此影响下，不少企业破产倒闭，无法按照约定归还银行贷款，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在一季度明显增多。
即使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允许企业延长还款期限，但仍有一部分企业难逃破产命运，这导致了年前三个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都有明显上升。失业率因疫情爆发产生的变化存在即时性和敏锐性。爆发初期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爆发一个月后该指标即到达顶峰为6.2%。
受疫情影响，我国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因难以维持而破产，企业倒闭员工下岗，导致失业率上升。又因疫情在各地偶有出现，短时间内这批下岗员工很难再就业，只能闲赋在家。员工下岗，失去经济来源，导致部分个人贷款无法偿还，使得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尽管国家颁布政策允许延期归还贷款，但是这种方式成效不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
疫情爆发使得部分企业停工停产甚至倒闭，导致这些企业在银行的借款成了不良贷款。面对这种情况，央行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商业银行增加贷款发放来支持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银行的资金支持渡过难关并且开始盈利，就可以归还在银行借的款项，银行不良贷款减少。
又由于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得出现短时间内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于债务人来说还款压力变小，有利于按时归还贷款。但长久来看，持续的通货膨胀也会损害银行利益，导致银行风险加大，银行利润减少。通常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与银行盈利能力大小有关。一家银行如果盈利能力较高说明，一是该银行具有稳定的优质的客户，该客户资质较高，信用良好，对于在银行的借款都能按时归还。
二是说明该银行内部管理良好，不存在系统紊乱、贷款门槛低、从业人员专业素质较差等问题。正是因为内部管理专业化，从业人员专业素养高又加上客户信用好，所以银行才能有稳定的盈利，不良贷款产生的几率也小。相反，盈利能力差的银行，银行内部存在着内部管理混乱、人员素养不高以及客户资质较差等问题，这些问题会使得银行发生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
疫情爆发以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支持复工复产，部分银行对企业贷款的放贷标准降低，有些资质不好的企业也可以贷款，资产的使用效率低，影响了银行的营业性，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也受银行多元化业务结构影响。众所周知，银行吸收存款要支付利息，是银行的支出；而放出贷款则可以收取利息，利息收入是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化，依靠贷款利息收入所获得的利润率越来越低。各家银行纷纷进行改革，大力发展除利息收入的其他业务，银行也会选择投资一些新兴的潜力较大的行业。发展多元化业务可以给银行带来较大利润。相应的依靠利息收入的贷款就会减少，不良贷款自然也会减少。
疫情爆发，面对企业出现的问题和国家政策的规定，商业银行减少了多元化业务的发展，对企业贷款增加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不良贷款也随之增加。如果一家银行内部程序混乱，没有完备的风险预警和风险处理机制，那么当危机发生时，该银行一定处理不好，这就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
但如果一家银行具备高效科学的风险管控制度，对于每一笔贷款都能从贷前到贷中再到贷后做到严格把控程序，全程监督监管，在加上完备的风险预警和处理制度。那么这家银行在危机来临前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测到相关风险，在危机来临时可以启动风险处理机制，对于每一笔贷款也可以尽量有序收回，不良贷款自然不会很高。
疫情突然爆发，大银行因为资金雄厚管理完善风险管控做的比较好，所以相对小银行来说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上涨幅度小，而小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在平时也很难达到%，在疫情期间更是下降不少，小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较差，因此小银行的不良贷款受影响较大。但总体来说，疫情使各大银行的风险加大，不良贷款整体来说是上升的。从银行整体和各大商业银行在疫情前后不良贷款的变化，结合商业银行年报从行业和地区角度也对疫情后不良贷款的状况进行分析。
，从宏观和银行内部角度分析了疫情后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发展变化的各个因素。为下文实证分析提供相关指标。根据上文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宏观因素和银行内部因素都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都有一定的影响。而疫情的爆发也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发生明显变化的转折点。同时考虑数据的完整性与可得性，选取了从年第2季度到年第三季度共14个季度2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
选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北京银行和杭州银行等25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的季度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疫情作为虚拟变量加入研究，宏观方面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长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季度增长率、失业率季度数据、和通货膨胀指数等四个因素。而银行内部方面选择了25家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净利差以及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来衡量。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疫情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从各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从各类银行的变化再到行业以及地区的变化。
假设，疫情对不良贷款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增加，不良贷款率上升。国内生产总值是代表一定时间内经济发展好坏的重要指标，也可以说是核心指标。可以看出在年 季度GDP的增长出现明显的下降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在年 季度GDP增长出现明显上升时，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明显下降。
这说明GDP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有显著的影响，GDP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减少。除了年疫情发生期间，其他时间来说，M2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成反比，M2反映了市场上流通货币的供应量，通常被作为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一般具有逆周期性的特点，人民银行会根据经济形势来制定相关政策。当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会增加M2的供给，货币供给增加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恢复，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偿债能力也随之增加，就可以按时归还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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