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明/文
“慢就业”是个老词儿，是对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不急就业”一族的形象说法。总体而言，随着家庭经济状况持续向好、学生“自我认知”越加清醒和张扬个性越加凸显，“慢就业”现象越加普遍。
据一项面向全国8.8万名应届毕业生进行的网络调查，8%的毕业生选择“慢就业”。以笔者所在省两所“双高”职院为例，截至8月下旬，“慢就业”学生分别占8%和7%，其中明确表示年内不就业的分别占2%、1.7%。学校和老师从落实“六稳”“六保”的高度，对此很急，天天盯着同学尽快落实岗位。但是，慢族们却“淡定”表示“不着急”“还没有挑到好的”“等等再说”。
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慢就业”原本不该是职业院校的菜。无奈高职院校在社会大环境下，“慢就业”趋势日渐明显。据笔者观察，今年疫情下，高职的“慢就业”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
首先是“慢就业阻抗”逐渐减少。之前，面对学生“慢就业”，家长基本上和学校、老师、上级就业部门是站在“同一战壕”的，都是慢就业学生的较强“联手阻抗”，都在为学生“慢就业”着急、想办法，都在催学生就业。但在疫情之下，很多家长过多担心疫情并考虑孩子健康安全，便不再去催孩子了，甚至还不主张孩子去就业，“慢就业阻抗”立即转换成“同谋”。笔者在和家长联系希望家校合力督促就业时，家长“反劝”说，“疫情期间，安全 ！我们都不着急，你们急啥？。少了家长这个重要“阻抗”，学生逐步“心安理得”起来。
其次是“慢就业成因”更加多元。现在的慢就业，除了学生家庭条件好不缺钱型之外，还多了如下类型：一种是“不喜不要”的宁缺毋“烂”型。他们就业意识强烈，态度特别认真审慎，不急着确定就业单位。不选到满意岗位，绝不“凑合”，因此拉长就业选择时间。另一种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念深造型。这类学生很早就立志毕业后继续深造读本科。一旦在 次升本失利后，就会毫不犹豫决定“二战”，从而成为顽固的超级就业“慢族”。第三种是立志成为“技术达人型”。他们或是为了考一个与心仪工作岗位特别匹配的“资格证”，或是觉得个人本领、手上技术不够过硬，需要再去报个技术培训班再提高。这种培训班时长2个月到半年不等。诚然，对于技术型企业来说，经过强化训练提升、或者考到含金量高的资格证的学生当然更受欢迎，待遇也会更好。事实上，这类学生，学校和老师虽心有急，但是总体放心。第四种是“一言不合”就离职、且离职后不急着就业型。之前，学生普遍观念是毕业之后就该工作。没工作就不踏实。即便想换工作，也是在找好下一份工作后再辞。如今有学生在工作中“一言不合”、一丝不顺就离职。离职后，似乎染上“就业恐惧症”，便不再着急找工作就业，加入“慢就业”大军。第五种属于就业迷茫型。他们完全没有想法，今天想上班、明天想考证、后天又变卦。某老师向笔者提及一个典型例子，从顶岗实习开始，他先后为一个学生介绍了11个工作岗位，学生前前后后换了8次岗位。每个岗位，干了几天，就辞职了。问其原因根本答不上来，反正就是一万个“不满意”。
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是高职院校和老师的工作遵循。慢就业现象的背后，是社会多变的大环境影响和映射。有效化解慢就业现象中“消极因素”，需要社会、家长、学校协同努力。在社会层面，企业、政府、新闻媒体等，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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