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为女性、为生命、为自由的普世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
近期，一场“因头巾引发的血案”触发了伊朗近年来 规模的骚乱。
22岁的伊朗女孩玛莎·阿米尼(MahsaAmini)因所谓的“不恰当佩戴头巾”被道德警察逮捕拘留，并在拘留期间陷入昏迷，于住院三日后去世。
尽管警方宣称玛莎是突发心脏衰竭去世，但玛莎家人坚称他们家族并没有心脏病史。与此同时，玛莎身上的殴打痕迹清晰可见，表明她生前遭遇了难以想象的非人对待。
玛莎葬礼当天，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就在她即将下葬的瞬间，现场所有女性突然摘下头巾，脱下长袍，声嘶力竭地喊出口号：Zan,Zendegi,Azadi！（女性，生命，自由）。
这件事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伊朗社会引发轩然大波。
愤怒如野火般燃烧。伊朗女性摘下头巾，涌上街头，对当局发起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数十座城市由此陷入混乱。
运动愈演愈烈，直到伊朗全国断网，才将热度暂缓。据伊朗人权组织（IHR）估计，已至少有92人在示威镇压中丧命。
相关报道在外网刷屏，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声援。不少影视明星都参与进来，力挺伊朗女性。
包括朱丽叶·比诺什、玛丽昂·歌迪亚、伊莎贝尔·阿佳妮、伊莎贝尔·于佩尔在内的五十多位法国 女演员和艺术家，“剪发明志”，支持伊朗女性为自由而战。
●比诺什参与剪发声源活动
在道德警察们看来，伊朗女性如果不正确佩戴头巾的话，“头巾底下隐约露出的皮肤会挑起男人的性欲”。但其实，这些着装禁忌、教育禁忌、言行禁忌……明面上是性禁忌，实则都指向了性别歧视。
对伊朗女性来说，这次运动不仅仅是头巾问题，更是对“头巾之下”的生活做出集体反抗。
对于伊朗女性的个人处境，我们可以在伊朗禁片《我在伊朗长大》中窥见一点端倪。
该片由伊朗女插画家玛嘉·莎塔琵创作的同名传记漫画改编而来，从一个小女孩的成长视角切入，带出了伊朗近30年间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巴列维王朝落幕、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
●玛嘉·莎塔琵
一落千丈的穿衣自由
玛嘉在片中毫不遮掩她对伊朗政府高压统治下的种种不满。这让《我在伊朗长大》在伊朗成了禁片，无法公映。
它是第60届戛纳电影节入选主竞赛单元的 一部动画作品。电影节开幕前，伊朗政府曾给法方施压，要求戛纳撤下这部电影。但戛纳电影节不为所动，坚持放映，并将那一届的评审团大奖颁给了它。
这件事反映了法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一旦涉及到艺术，法国人就会变得特别轴，特别有底线。有意思的是，戛纳颁奖一个月后，曼谷国际电影节本打算用这部电影做开幕片，但伊朗政府故伎重演给泰方施压，泰方不及法方坚定，最终迫于压力，撤下了这部电影。
●导演在戛纳领奖
《我在伊朗长大》并没有选择纯粹的平民视角去讲故事，而是从知识分子视角出发，书写了一个伊朗民族寓言。
这种书写角度，主要源于玛嘉的特殊出身。她出生于伊朗的一个豪门世家，曾祖父是卡扎尔王朝的末代国王，祖父是众多王子之一，母亲是伊朗前国王Nasser-al-DinShah（年-年）的曾孙女。
尽管父辈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失去了权力，但后辈依然过着优渥的中产生活，受过良好的教育，精神富足。比如，玛嘉的爷爷是共产党，叔叔艾诺信仰马列主义，妈妈和外婆都是具有自由观念的独立女性。
影片伊始，导演只用三言两语，就交代了玛嘉的生活境况：有大房子、私家车，玛嘉形容自己喜欢“沾了番茄酱的薯条、李小龙和阿迪达斯的鞋子……梦想成为 一个女先知”。
即便生于这样的家庭，玛嘉还是被残酷的现实滚滚碾过，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身心折磨。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伊朗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政权更迭。
年，国王巴列维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白色革命”，让妇女的地位快速提升。女性脱下黑色面纱，走进泳池、沙滩和影院。
当时的首都德黑兰被誉为“中东小巴黎”，人流密集，街区繁华，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到那里观光，曾有一瞬间的恍惚，觉得自己置身于美国加州的午后。
然而，在宗教极权的统治下，这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
这种自由开化的好时光，很快就走到了尽头。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活动让国家经济陷入瘫痪。当政的巴列维王朝使用了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依然没有挽回它气数已尽的命运。
而《我在伊朗长大》的故事，就从这一年讲起。
伊斯兰革命以巴列维王朝被推翻而告终。随后建立的新政府，不但没有让伊朗从阴霾中走出，还陷入了更严峻的肃清和内讧，随之而来的两伊战争又对伊朗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宗教 的统治下，新政府对伊斯兰教义的严苛解释，成为了束缚人们的新枷锁。女性地位一落千丈，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不戴头巾就是娼妇、穿紧身牛仔裤应该觉得羞耻。”
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肆意教育没有正确佩戴头巾的女人。他们不允许女性在大街上跑步，因为“扭动的臀部”看上去很不雅观。男女之间不能自由恋爱，没有结婚证的男女一起牵手上街会被逮捕，要么挨鞭子，要么交罚款……
玛嘉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动乱的社会中，她认识的共产主义者尼罗法被当局逮捕，只剩死路一条。因为法律规定不能处决处女，所以当局“随机应变”，先安排反革命战士娶了她，夺走她的童贞，然后再残忍地将她杀害。
受家庭的时髦思想熏陶，玛嘉已经是一个有思想、敢发声、追求自由的知识女性。她这种人与严苛的伊朗社会格格不入，会被视为“离经叛道”，为了保护她，家人倾尽全力将她送去欧洲，远离伊朗。
殊不知，在欧洲等着她的，将是另一段黑暗的人生……
何以为家？我是谁？
玛嘉的伊朗难民身份和她独特的王室家庭出身，让她具备了非常复杂的思想背景。映照这种身份，影片除了再现伊朗现实外，还贯穿着另一条线——玛嘉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追寻。
无论身在伊朗还是欧洲，玛嘉都是最格格不入的那一个——她是伊朗人眼中的西方人，也是西方人眼中的伊朗人。
她是受世界潮流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的是李小龙、哥斯拉、《终结者》，听的是迈克尔·杰克逊、铁娘子乐队，穿的是阿迪达斯、耐克。这让她对各种权威、各种强加于她的社会规则充满了抵触，正如导演本人所说，“我一直都很喜欢那些很酷的家伙，我不怎么尊敬老师，也从来不觉得警察很拉风。”
直到走出国门，玛嘉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别与民族。因为置身于陌生的文化场域下，伊朗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他者”文化，也就容易被外人贴上了各种标签化的刻板印象标签。
来到维也纳后，玛嘉被身边人“另眼相看”。她的伊朗国籍吸引了学校里的小混混，对方诧异于她经历过战乱、目睹过死人；她还遭受了修女的种族歧视和其他偏见，要么给她打上“伊朗人没教养”的标签，要么把她当“野人”或“狂热教徒”看。可见伊朗在许多西方人眼中，多数时候都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形象呈现。
这种歧视与偏见，让玛嘉一度陷入迷茫。她开始拼命掩饰自己的伊朗身份。她在漫画原作中如是说，“我越是拼命想要同化，越是感到离我的文化太远，感到自己在背叛我的父母和出身，是在按别人的规则玩游戏。”
电影里，她在与别人交谈时，曾谎称自己是法国人。事后她经历了一番煎熬的心理斗争，想起了外婆曾对她说过的“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当她的谎言被人拆穿时，她没有逃避，而是怒吼出了心底的愤怒：“我是伊朗人，而且我很自豪！”
四年的异国漂泊让玛嘉身心疲惫。18岁这年，她又重新回到了伊朗。这时的她，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身份迷茫。国外的经历使她和其他伊朗人有了区分。她如“异类”般被亲朋好友猎奇围观，让她迟迟找不到心中的归属感：“在奥地利我是个异乡人，在这里我也变成异乡人了。”
于是，“何以为家”就成了影片暗含的一大主题。
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此时已宣告结束。当地人终于反应过来，认为这场战争不过是西方世界的阴谋。西方将武器卖给伊朗与伊拉克，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济倒退几十年，而两国的国境分界线却分毫未动。
八年时间，牺牲的不止是时间、经济和生命，还有文学艺术、精神思想的全方位倒退。尽管战争停火，但民众仍然不是真正的自由之身，他们像是囚犯，被钳制着生活。
回国四年，玛嘉亲眼见证了伊朗统治的愈发极端。目睹朋友为博得片刻自由而献出生命后，她终于决定离开脚下的这片土地。影片结尾，玛嘉踏上了前往他国的行程。母亲告诉她：永远不要再回来……
电影里的玛嘉前后一共两次离开伊朗。这两次离开被导演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次是被迫离开，是避祸，是出逃；第二次是主动离开，是逐梦，是重塑自我。
第二次比 次具有更深沉的悲剧性。因为“离开—归来—再离开”后，她沉痛地发现，她对改变伊朗现状无能为力。她爱伊朗，那里有她 的家人与朋友，但她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为了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她不得不离开。
现实中的玛嘉·莎塔琵后来定居法国，再没有回过伊朗。她成为“法国漫画新浪潮”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创作了一系列表达自我的自传漫画。
但她与故土的链接从未消散，她创作《我在伊朗长大》，为的就是让世人看到伊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伊朗人也有亲人，也有爱，也有生活，希望世人不要对他们误解太深，“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人或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作出评判。”
女性、生命、自由！
相比伊朗其他女性，导演玛嘉·莎塔琵无疑是幸运的。优越的出身和家境使她得以逃离多灾多难的伊朗，获得第二次新生，在伊朗之外的地方取得当地伊朗女性难以企及的成就。
然而，更多的伊朗女性，当下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回望伊朗国内，女性早已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在书籍、舞蹈、绘画、雕像中的形象全被剔除，因为“这样才符合伊斯兰教规定”。
如果没有男性陪同，伊朗女性将举步维艰——车站拒绝单独为女性出售车票，除非有学生证或是男性陪同。
因为女性叙事一直是伊朗电影里的重要命题，所以关于伊朗女性的地位，我们可以在伊朗电影里窥得一二。
《德黑兰禁忌》中，妓女去法院办离婚手续，对方头也不抬，只是问，“有你丈夫的许可吗？”孕妇去就业与社会事务所找工作，对方刚说完“你被录用了”，紧接着又补充，“别忘了你丈夫的同意书”。
《橄榄树下的情人》中，男女主谈恋爱必须保持距离，连四目相对的目光，都显得匆忙且拘谨。
《一次别离》中，女护工在工作中流产，丈夫 反应不是她的身体状况，而是她竟然给一个老男人当护工。
贞洁是伊朗女性的立足之本。
她们出门必须罩袍加身，佩戴头巾，不能和除父兄以外的任何男人握手、说话。哪怕不小心露出一缕头发，或者手提包里装了一支口红，都要遭到鞭打，面临监禁，甚至石刑。如果被强奸，那一定是女性负全责：没准儿是她的罩袍没裹严实，没准儿是她涂了口红，没准儿是她抛了媚眼……
针对此次“反头巾运动”，从政府到官媒，很多男性当权者都大放厥词。比如，伊朗议员马哈茂德·纳巴维安9月27日称，所有摘下头巾抗议玛莎之死的女性都是“暴徒”和“妓女”。他认为，摘下头巾或者脱下穆斯林罩袍就等同于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伊朗国家媒体随之附和，将抗议者称作“伪君子、暴徒和叛乱分子”。
或许，电影里的伊朗和现实中的“反头巾运动”，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浮光掠影。它们却在时刻警醒着我们：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正取决于它对待女性的态度。
即使惩罚再严厉，即便全国断网，伊朗女性还是会以身试险，因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追求快乐和自由的步伐。两届奥斯卡奖得主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最近发表的声明中，也为这些年轻又强大的伊朗女性感到骄傲：“我从她们的脸上和行动的方式中看到了愤怒和希望，我深深地尊重他们为自由和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为女性的尊严和自由奋斗，不仅仅是伊朗女性一时一地的宿命与抗争。正如近千名声援她们的法国电影从业人员的共同投书所言：“这场为女性、为生命、为自由的普世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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