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重阳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刊发于1月25日央广网。
年中国经济年报显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万人，超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特别策划《新格局新动力——经济之声对话经济学家》，25日推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注意哪些关键点？——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记者：年，作为容纳就业主体的民营企业受影响比较大，但是我们年的就业目标却提前完成了。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首先，我们的抗疫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效，使中国经济全面下滑的持续时间很短，对整个市场主体、市场体系的冲击没有像欧美那么严重。其次，“六保”政策在“六稳”政策的基础上 施策，非常到位。我们采取的一系列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的政策，结果证明非常有效。
另外，我们通过研究生的扩招、中职院校的扩招，通过奖励一些企业扩大就业，鼓励一些部门弹性就业，使就业恶化的趋势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此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经济的结构，特别是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威力非常迅速地恢复，成为全世界抗疫物资的生产中心、供应中心。这几大因素使得我们的就业取得靓丽的成绩单。
但是一定要看到，我们目前的很多举措，是让我们的一些就业问题延迟发生，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暴露出来。
记者：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新业态被人们认为是解决就业难题的一个新思路。年，有数百万年轻人在外卖配送、快递等行业找到了工作，缓解了就业压力。您认为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新业态会是未来的一个就业趋势吗？
刘元春：它是一个就业的方向。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新经济替代了很多传统经济，也创造了一些新就业岗位。从欧美发展的一些趋势来看，就业替代可能是未来技术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严重的挑战。面对这个挑战，就要求我们更加着力解决结构性失业等问题，我们必须在教育体系、人才体系，包括产业布局方面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欧美的产业结构进行简单复制式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就业目标、就业模式、产业布局、区域布局、社会建设，其实提出了一揽子要求。
记者：您上述提到了结构性失业，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说法——结构性就业缺口。现在的制造企业经常会招不到工人，因为原来一些产业工人都跑去送快递、送外卖了，所以工厂里反而很难招到人。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刘元春：目前，传统行业的工资形成机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导致一些新型就业岗位吸纳了很多人员。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目前一些新的就业模式为什么能够迅速发展？可能与我们的整个劳动保护体系、与我们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密切关联。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当然，有时候没有了一些传统的羁绊，没有在监管与创新之间过度纠结，可能使我们在某个时期跑得很快，但它产生的负面效应也非常大。所以我们会看到，过去这些年，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带来了金融风险和社会问题。我们的快递业务蓬勃发展，的确对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劳动者保护、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实际上受到了很大挑战。
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进行规划，不能够简单地为满足就业而就业。在未来的就业政策上，一定要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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