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蓝白。
这是一个比往年更让人迷茫的毕业季。
在6月15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付凌晖说了一句话：
“年轻人的失业率偏高，对此需要高度重视”。
这句话有两个背景。
1，全社会的失业率，是在下降的。
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9%，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其中，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是5.1%，也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农民工的就业，也在改善。
5月份，全国外来农业户籍人员调查失业率为6.2%，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总之，5月份开始复工复产后，尤其是制造业重镇长三角恢复人流和物流，大龄的、从事基础工作的、整个就业市场的“基本盘”，算是扛过了上半年的困难模式，没出乱子。
2，年轻人的日子，越来越难熬。
5月份，全国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18.4%，比上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
按照往年的规律，每年3月-7月都属于毕业季。
按照国家统计局往年数据，每年的3月-7月，16岁-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均会呈上升态势，在7月达到年内 点，而后逐渐下降。
今年也符合这个规律，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上升得更快，更猛，更猝不及防。
3月，16岁-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6%。
4月，上升到18.2%。
5月，上升到18.4%。
3-5月份，16-24岁人群的失业率，全部高于往年水平。
我还查到一个数据，据《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显示，截至4月中旬，仅有46.7%的应届生收到工作录取，远不及去年同期的62.8%。
关键是，压力 的时候还没来。
全国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约为万人，同比增长18.2%。
毕业生的 量，与同比增长速度，全部达到历年来 。
25-59岁，16-24岁，这两个年龄段的就业形势，似乎也符合现在不同群体的观感。
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是：
前两天，蓝白说5月的出口、汽车、制造业、房地产，跟4月相比，都出现了复苏的势头。
因为疫情最猛的一波冲击过去之后，数据确实在变好。
可从很多人的反馈来看，基本都是“没感受到、不相信、不想听”。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
1，在互联网上，年轻人的声量更大。
比如我看后台，大部分朋友的年龄段，集中在25岁左右，男性占比将近9成。
这个年龄，恰好跟青年失业率高的年龄段，是重合的。
而其他的就业主体，比如唯唯诺诺，养家糊口的中年人，比如下班只想刷短视频放松的普通人，他们对这个话题无感，沉默寡言。
2，因为话题太过宏观，只是基于4月份的环比变化。
且不说，这种复苏迹象能不能传导到你我的工作和薪水。
即便感知到了环境的变化，大家还是倾向于输出情绪。
对此，我很理解。
平时对着同学老板同事，天天戴个面具保持微笑，已经够累了。
好不容易休息会，再跑到网上互相鼓劲喝鸡汤，这不符合我们的作息规律。
说回就业这件事。
要讨论背后的成因，蓝白觉得，首先还是要明确概念。
城镇调查失业率，跟登记失业率，是两个概念。
调查，是统计局的调查员，按样本户，主动入户的方式。
登记，是个人去劳动部门办就业失业登记证，是被动方式。
显然，找不到工作，谁会闲着没事去办失业登记证。
这种被动的登记方式，往往受地方上的操控，很容易造成失真。
远远不如统计部门主动出击，拿着表格挨个去问，数据来得真实。
调查失业率这个指标，从年启动，直到年，才 次发布了数据，年开始，才每个月公布一次数据。
所以，诞生时间这么短的数据，一旦披上了“有数据以来、有史以来”的外衣，就具有一定的蒙蔽性。
也就是说，担忧是对的，重视是对的，但不要过度渲染。
重点来了：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做调查失业人员？
年龄在16周岁以上，有工作能力而未工作、近三个月内寻找过工作，且有合适的工作能在两周内开始工作的人员。
请注意这段话的含义：
1，16岁以上，有力气，有头脑，有能力工作。
2，最近3个月在找工作，只要找到合适的，直接就能上岗。
符合这两个条件，却还是找不到工作，这确实让人很不爽。
这两个条件里，隐含了一个失业率的核心特征：
工作意愿。
我不想上班，也不想上学，家里有矿也好，父母养着也罢，精打细算也行，总之不想去上班，谁劝都不行，这不叫失业。
我特别想工作，找了好几个月，却没人要我，这才叫失业。
努力找工作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审视青年失业率的上升，会有不一样的思考。
，年的困难模式，对年轻人的冲击更大。
在具备强烈的工作意愿前提下，青年失业率持续走高，这绝非能用“这一届年轻人眼高手低”之类的词粗暴打标签可以解释的。
一定跟外界形势有关。
上面说了，年轻人对经济复苏是不敏感的，除了互联网的固有特征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上游原材料、中游制造业、出口订单、核心城市新房与二手房的成交、汽车销量，这些数据，确实是宏大经济体系的支柱。
但这些行业，并非年轻人的容身之所。
对青年就业有决定性作用的，只有一个行业：
服务业。
东方证券陈至奕的报告指出：
“接触式”服务业（比如居民服务、住宿和餐饮业），在疫情之后修复不足，而从以往就业数据来看，这恰恰是吸纳16-24岁就业人员的重要行业。
除此之外，互联网、教育行业面临的监管，可能也对相关就业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个直接的证据是：越是大城市，青年失业压力越大。
光大彭文生的数据：
疫情之下，大城市就业压力反而更大，-年，31个大城市失业率平均比全国失业率低0.11个百分点，年以来则平均高0.15个百分点。
1，大城市是年轻人的向往之地，这一点不用多说。
2，疫情传播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来实现，大城市作为区域枢纽，面临的疫情风险更大。
比如，5月前3周，全国18个大城市地铁客运量同比下降44%、加权平均拥堵指数下降7%，而同期全国百城拥堵指数已经实现1%的同比正增长。
3，大城市线下服务业就业占比更高，教培、互联网扎堆，受影响也更大。
服务业复苏缓慢，失业压力加剧，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一句话：保就业，尤其是年轻人就业的关键，是保服务业。
第二，吸纳大量年轻人的服务业企业行为出现变化，这是疫情发生后出现的新现象。
中金宏观段玉柱的报告里说：“后疫情”时期，青年人与主体人群的就业表现分化，跟不确定性之下，企业的成本决策有关。
在面临疫情带来的短期压力和长期不确定性时，企业减少人力成本开支的常用方式，有三种：
缩招、降薪、裁员。
其中，“招新”是成本扩张型的举措，涉及的是增量变化而非存量调整，不像裁员和降薪那样会损害在职员工的权益，执行阻力较小。
但因为疫情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比如，说不定明天写字楼就封了，说不定一周后就能上班了。
这就使得，企业未来可能随时迎来业务反弹。
这样一来，企业就不会轻易解雇在职的成熟员工，以便一旦疫情后需求修复便可以快速复产。
所以，疫情压制下，企业更多选择了缩招、降薪来“共克时艰”，而非轻易裁员。
表现在失业率上，那当然就是：
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平稳，而青年人失业率走高。
顺着这个思路，蓝白觉得，企业这种“左右横跳”的行为变化，背后还隐藏了一个逻辑：
只求自保，不求扩张。
前段时间，有篇文章传得挺广，《当资产负债表不想奋斗了》。
还是那个例子已经被举烂的日本，泡沫破灭导致资产价格急剧下降，让大量公司和家庭都资不抵债。
辜朝明的研究说：年后的资产价格暴跌，让日本损失了万亿日元的财富，而造成的缺口又让企业和家庭进行了至少15年的净债务偿还。
"虽然对单个企业来说，偿债是正确且负责任的，但是当所有企业都开始同时这样做时，就会造成严重的合成谬误（FallacyofComposition）。这种令人恐慌的局面，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特定的外部冲击，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的行为目标。
是的，当大家的脑子里都是“先还债再说吧”，借钱的欲望必然下降，从而使传统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失效。
这篇文章，包括最近这些年讨论衰退、泡沫的文章，都反复把日本拿出来当靶子。
在青年失业率走高的背后，是特殊的年，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低负债、不扩张、保守经营。
隔壁这段历史，老是被拿出来“鞭尸”。
一方面，能充当人们的保守情绪投射，不想重蹈覆辙。
另一方面，又是众人对未来不可测的深深忌惮。
前段时间，蓝白做了一期“提前还贷”的视频。
企业和家庭，因为资产负债表受损，而不得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归还债务和去杠杆。
其实意思都差不多，跟前些年的疯狂借贷的财富幻觉年代比起来，环境变了。
但我觉得，对这个话题，尽量避免情绪宣泄。
拿最近半年的遭遇和感慨，与隔壁失去的20年做对比，值得商榷。
粤开罗志恒有份报告，叫《资产负债表不是不想奋斗，只是被现金流量表束缚了手脚》。
一方面，他们在论证上，使用了扩大化的解释，把资产负债表受损跟“衰退”划等号；
另一方面，在经济和政策含义上，又使用了原始解释，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作为参照。
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的毛。
简单粗暴的套用概念，这显然不客观。
在服务业受损，青年失业率走高的背后，更多的是“现金流量表冲击”。
资产负债表衰退，是因为资产价格暴跌导致微观主体资不抵债，因此首先需要稳定资产价格，同时政府部门要加杠杆，以对冲私人部门降杠杆。
现金流量表的冲击，是居民和企业入不敷出，要做的是帮助私人部门开源节流，缓解资金链紧张。
前者，是“重症需下猛药”。
后者，是“帮一把，扶上马”。
今年的政策，已经有很多了。
对个人，给中低收入群体补贴，发消费券或者现金，汽车减购置税，降房贷利率降契税，刺激耐用品消费。
对企业，落实留抵退税、缓缴社保、减免房租、延缓支付利息。
对于地方政府，财政也在全力保基层运转。
保障青年就业这一块。
我查了今年的政策，对毕业生，很多地方能免除今年要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延期期间不计复利、不收罚息、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
明年开始，不再发放本科和研究生的就业报到证。
自主创业的有补贴和兜底，灵活就业的可以申请社保补贴。
健全毕业生就业网上签约系统，延长报到入职、档案转递、落户办理时限。
线下服务业场景的修复，包括酒店、旅游、住宿、餐饮，这需要更灵活的防疫措施，最近我看到不少城市的常态化核酸时间都延长到了72小时，线下服务业的复工要求也在降低。
还有，互联网、教培、房地产，这三个大量吸纳就业的领域，有更明确的监管预期。
居民的消费和购房支出，是企业的收入，企业的工资支出，是居民的收入，下游企业的订单支出，是上游企业的收入。
通过一揽子的措施，使各部门的现金流进入良性循环，对未来有稳定预期的经营环境，企业招人的意愿，才会放大。
至于工作意愿的变化，过度教育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和用工需求错配，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改天再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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