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辛明
最近，市委、市政府提出为上海建设“五个中心”，打响“四大品牌”，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有力支撑。上海购物，作为四大品牌之一，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走过怎样的历程？本文特采拮上海商业改革浪潮中的几朵浪花，献给为“上海购物”品牌做出巨大贡献的上海商业干部、职工。
医院证明买西瓜讲起
现在80、90后的人想象力再丰富，医院证明联系在一起。可是，稍年长的老上海人，都经历过商品、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可能因为发高烧，医院去开张发烧证明（起码要38.5度以上），凭证明才能在盛夏期间，买到一只西瓜。
那是在年，气候反常，西瓜生长季节雨水偏多，气温偏低。郊区西瓜严重减产，到上市季节马路上几乎看不到西瓜。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同志刚从国外考察归来，批阅了买不到西瓜的市民来信，特地化了半个小时给分管商业的市政府财贸办领导打电话，要求重视人民来信反映的问题，从政策调整、财政扶持、交通优先等方面着手，彻底改变最近十来年每年盛夏买西瓜排长队的西瓜紧缺状态。
接到市长电话，市财办领导高度重视，当即开展调研。了解到当年瓜农由于受灾，瓜田亩产只有4—5担，全市西瓜产量只有50万担，上市30万担。往年亩产都在15担以上，上市要在万担左右。僧多粥少，远远无法满足市民的需求，造成发高烧的病人都吃不到西瓜，管理部门只能出此下策，凭医院高烧证明，到水果商店买一个西瓜。此外，西瓜价格偏低，瓜农亩产成本在80元—元，承包农田每亩上交元，大约成本在元/亩左右。而当时是计划经济，价格是固定不变的，每担12.5元，瓜农亩收入在60元左右，亏得哇哇叫，没有积极性，这也是西瓜减产的原因之一。
考虑到文革以来西瓜供应一直紧张，市财办会同市农委、市交通办、市财政局、市工商局、市物价局、市农业局、市供销社等单位自年起每年召开西瓜专项会议，协调西瓜的种植，运输，销售，价格等。通过扩大种植面积，郊区乡办工业在费用上支持瓜农生产，安排运输港口码头，增发市区车辆通行证，增加销售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增加营业员超时工作补贴，加强市场管理，保障瓜农进城安全等措施，特别是西瓜经营实行“全面放开，随行就市，渠道搞活、减少环节，参与调节，平抑物价”的政策。同时，为彻底改革专业公司（市供销社）独家经营的状况，年西瓜经营工作的指导思想调整为：放开价格，搞活经营，掌握货源，参与调节，方便产销，减少环节，搞好服务。由于经营思想的转变和放开，加上措施得力，经过瓜农和商业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年以后，每年上市的西瓜都在万担左右，为弥补销售网点的不足，瓜农进城允许在指定区域设摊销售，满足了上海市民的吃瓜需求，给盛夏的上海送来一丝西瓜的清凉，慰藉了上海千家万户的市民百姓。
近四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桩奇葩的历史公案，就觉得非常可笑。医院开发高烧的证明去买水果了，市场上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各色水果应有尽有，国内、国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水果铺天盖地，反季节、跨地域的水果随手拈来，线上、线下的水果随时会送到家门口，水果成为上海市民消费不可或缺的当家食品，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当市民品尝甘甜如贻、香气扑鼻的各色水果时，请不要忘记上海的果农和商业职工曾经为今天满街满市的佳果美味付出的辛勤劳动。
让上海购物环境具有国际大都市的水准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都市繁华、生活舒适、购物方便角度看，上海商业的变化是有目共睹、众口一词的。确实，作为有“远东巴黎”称谓的上海，有“购物天堂”的美誉，上海商业的繁荣有历史的渊源。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商业，解放前夕，全市共有各类批发商8多家，大量商品在上海汇集、转口或交流，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共有22万户，从业人员50多万人，商店、摊位星罗棋布，茶楼酒肆比比皆是，热闹繁华远近闻名。
到社会主义改造前的年，市区还有零售商业服务网点13万多户，网点多，分工细，分布广，大中小型、专业与综合、固定与流动，以及行业、门类基本配套；商业服务人员近40万人，占当时市区人口总数的6.5%，市民生活舒适度基本不减。
到文革结束后的年，二十多年来，运动不断，破坏不减，折腾不止，商业服务网点不断撤并，从业人员逐渐减少，市区仅存商业服务网点2万3千多个（商业1万5千个、饮食业近3千个、服务业4千7百个），除了有小并大的因素以外，商店用房的面积也比年减少了5万平方米，市区共有商业服务网点面积万平方米，按当时上海人口1千3百万计算（常住人口万，流动人口万），大致1平方米商场要站6个人，赶上当时挤公交车了。有些商店必要的后仓也挤掉了，甚至连厕所都没有，职工上公共厕所来回要二十多分钟。商业服务人员下降到30万人，减少四分之一，占人口比例也下降为5%，而同一时期的零售额却增长1.6倍。
这样大撤大减的结果，使商业网点由原来的“小、多、密”，变成了“大、少、稀”，平均每一千个居民不到四个供应服务点，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生活和扩大流通的需要。按照当时商业部颁布的规定标准，大城市每千个居民需配置商业从业人员名，商业建筑面积—平方米，到年，上海商业从业人员还只有每千个居民配备44人和商业建筑面积平方米。特别是新建住宅区和新兴工业区，网点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欠债很多。到了节假日，南京路上四大公司（市百一店、市百十店、时装公司、食品一店）顾客摩肩接踵，人头欑动，川流不息。老上海人一定有记忆，市百一店一楼到二楼，全市商场唯一的自动扶梯前排起蜿蜒的长队，望不到尽头。
商业是城市的名片。解放后三十多年，上海商业非但没有发展，实际上反而萎缩了，和国际大都市的距离拉远了，这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年初，市财办领导就提出上海要重点发展“四街一场”(南京东、西路，淮海中路，西藏中路，四川北路，豫园商场)和15个区级商业中心的商业发展规划，商业服务网点开业、调整审批权下放各区主管部门。特别是徐家汇商业中心的成功，为上海西南通衢的商业集聚开辟了一条区级商业中心建设的新路。为满足人民需要和繁华都市夜景，还提出“灯光夜市”，从年6月1日起，市级商业中心南京东、西路、淮海路、西藏中路、四川北路等五条主要马路家商店开设了灯光夜市，营业时间均延长到晚上九点，改变了三十多年来晚上7、8点商店打烊，马路一片漆黑的状况。九十年代初，上海又搞了“灯光工程”，商店开到晚上十店，马路灯火辉煌，人流熙熙攘攘，一片繁华兴盛景象。
改革开放初期，碍于各级政府财力有限，商店的面貌变化不大，设施陈旧，店面斑驳，灯光昏暗，商品单一，购物环境离舒适有距离，当时只能简单搞搞门面装修，称作“涂脂抹粉”。为方便外国游客来沪购物和国家创汇需求，年6月15日上海友谊商店扩建大楼落成开业。新大楼建筑面积10余平方米，营业面积0余平方米，这在当时也是上海滩一大新闻。市百十店经内部装修后改名华联商厦，市百一店也在八十年代末装修改造，这些工程人们称作为“热水瓶换胆”，意即外部轮廓不变，内部设施更新，引进品牌、名牌商品，逐渐开始跟上国际商业现代化的步伐。
商业面貌变化巨大是在九十年代初，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实行土地批租，改造资金到位，旧区危房动拆迁，大量商厦拔地而起。到0年，上海商场面积达到万平方米，到年，据统计局数据，上海商场店铺面积已达万平方米，是年万平方米的32倍多，上海购物的环境得到了改天换地的变化。如新世界、恒隆广场、K11、环球港、环贸中心、新天地等商业中心，形成一批体量较大、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环境优美、消费业态水平较高的购物广场，完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场媲美。近几年，大型的“消品贸”在居民区不断耸立，只是由于受到电商的冲击，商场内购物的人流明显减少，人们对发生在身边的购物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熟视无睹了。
一场漂亮的价格调整“前哨战”
在计划经济时代，物价平稳是老百姓的“生命线”。旧中国“一穷二白”，解放后，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工业基础，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分配制度，老百姓几十年不长工资，但物价也保持一贯制，几乎一成不变。物价要动，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连当时老虎灶泡瓶开水，由于从烧砻糠、柴爿转烧煤，成本增加，要求由1分钱涨到2分钱，都要向物价局打请示报告。
年1月，一场全国范围的纺织品价格调整战打响了。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后，对不合理的棉花收购价格有抵触，使棉花产量波动幅度增大，影响了全国纺织工业的原料来源。国家物价局向国务院请示，要求调整棉纺织品的零售价格，在每尺棉纺胚布价格上增加人民币1角左右，由于涉及棉制品的种类繁多，涨价的面较广。这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小儿科”的举动，但在当时，几十年物价没有变动，一旦要动物价，市委书记、市长都出面做各方工作。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是如何“兴师动众”的，上海一接到国务院的调价通知，立即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裴先白为组长的市纺织品调价领导小组，当年1月14日，由市委宣传部首先召集媒体负责人开会，部署政策宣传工作。1月16日（周日），市委上午召集近人的各区县、部委办、驻沪部队党员负责人会议，由市委书记陈国栋主持，副市长裴先白传达中央、国务院文件，市长汪道涵讲话提要求。下午与会人员研究如何保证调价顺利进行。1月17日上午向部分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常委，各区县局、部委办负责干部近2人传达中央、国务院文件，下午在万体馆召开10人市区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国务院文件。下午6时正，全市有关涉及调价商品的零售店、柜停止营业，向职工动员做好盘点、调价工作。18日、19日两天停止营业，20日正常营业，调价后的棉纺织品上柜销售。20日之前要求商业职工严守机密，任何人都不能泄露机密，更不能争购商品，一经发现要以纪律论处。
经过层层动员，棉纺织品调价出台之前，社会风平浪静。当时的干部职工组织纪律性很强，商业职工没有“跑风漏雨”，保密工作做的很好，全市没有出现抢购现象，平稳度过棉纺织品涨价期。只有上海东北个别区域17日下午6时之前出现争购人群。经请示，该商店到下午6时，关上店门，对已进入店内的顾客满足购买要求，存货不够，从外面商店调入，到7时左右，顾客购物后平静散去，一场小范围的抢购风潮波澜不惊。
这次棉纺织品调价的“前哨战”打的非常漂亮，上海商业的干部职工经受住了首次全国范围调价风潮的洗礼。八十年代多次“价格闯关”，上海商业干部职工首当其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为上海稳定发展，为改革开放排忧解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下，商品价格随行就市，改革开放使市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市场和国际接轨，市民充盈的口袋再也不会为区区几毛、几元钱的涨落而心绪波动了。
冲破旧体制、机制束缚，上海商业敢为人先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上海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破冰。当时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商业，经过“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破坏和摧残，弊端丛生，表现在：
1、在商品经营上，统得过死。计划经济下的商品收购和调拨，大包大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品是统购包销，甚至象小钱包、小布娃、小铁锁都要统一收购，经过一、二、三级批发环节才到零售店，造成产销严重脱节，商品货不对路。
2、在经济成分上，改得过急。个体的“夫妻老婆店”、“苏广成衣铺”、马路旁的小吃摊、走街串巷的理发、皮匠、旧货担，一扫而空，形成一段时期市民“吃饭难”、“做衣难”、“住宿难”、“修理难”。
3、在市场供应安排上，缺口过大。由于长期不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忽视积累与消费，生产和生活等方面的综合平衡，商品短缺就用发票证来对付，限制市民的消费，在短缺型经济主导下，市民排队购物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
基层商业企业为改变体制、机制上的束缚，强烈要求商业主管部门“放权”、“松绑”。
七十年代末，虹口、黄浦等区就从商业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入手，作了探索性的“小改小革”，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参与流通。
八十年代初，商业干部职工就上层“撤局留办”，还是“留局撤办”开展讨论，人们思想逐渐解放，提出许多合理建议，商业改革渐入佳境。市政府和商业主管部门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关于改进市区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经营管理的试行规定》、《关于扩大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企业自主权和改革商业管理体制试点的意见》、《关于小型国营零售商业企业实行集体租赁的若干试行规定》等等。
九十年代起，上海商业全面推行“六自主”(经营活动自主、商品定价自主、劳动用工自主、工资分配自主、投资发展自主、机构设置自主)改革试点，彻底冲破了计划经济的“牢笼”，打破了国营企业的“大锅饭”，分配机制上的“铁饭碗”，干部制度上的“终身制”，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行发展”的主体，走上现代企业的发展之路。
这些改革举措都是针对计划经济背景下商业企业主体意识弱，负担重，活力小，发展慢的陈年积弊，通过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改税办法，推行企业内部的经营责任制，改革分配制度，实行经理负责制等等，彻底转换了商业企业的运营机制，改变了管理体制，企业享有人、财、物、资产、资金、资本的控制权，摆脱了行政关系的层层束缚，甚至能够独立上市，做大做强，真正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轨道上前行。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贸易办公室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向着“小政府、大服务”的改革方向，推进“撤局扩办，减少管理层次”的改革，相继撤销市水产局、市商业二局、市商业一局，所属商业企业成立上海水产总公司、上海食品（集团）总公司、上海蔬菜（集团）总公司、上海烟糖（集团）公司、上海一百集团、上海华联集团、上海友谊集团。年，市财办也更名为上海市商业委员会，相继剥离了金融、财政和部分综合管理部门，成为专责主管全市商品流通和市场供应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3年，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内贸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商务部，上海市商业委员会和市经委合并为新的市经济委员会。9年，在市经委中的原市商业委员会的职能处室又和市外经贸委合并成立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各区政府中主管商业的职能部门也经过类似的变革。这一系列改革，归根结底就是上面放权，下面调动积极性，促进商业大发展，跟上世界潮流，使上海早日跻身国际大都市行列。
回过头来看四十年上海商业走过的改革之路，应该肯定的是，上海商业改革是上海城市总体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体制还是机制上，都是改革走在前头，思想比较解放，明责放权彻底，举措全面配套，幅度相应较大，商业企业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服务市民有很大提高的一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改革的效果如何？从目前上海拥有的现代商业服务设施和良好的购物环境来看就是最好的证明。
提高商业服务质量，让顾客成为购物的主人
商业服务好坏，不仅仅看商场大小，设施高档，环境优雅等硬件水平，更重要的是让顾客体验购物的舒心愉悦，商品的专业推荐，琳琅满目的视觉享受，也就是软件水平的高低，这就涉及到商店营业员的素质了。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分配制度上是“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柜台纪律松弛，服务质量下降，只讲奖金多少，不讲为顾客服务。更因为商品紧缺，奇货自居，“朝南坐”，卖大户，开后门，商业歪风邪气盛行，市民百姓意见纷纷。甚至出现了营业员和顾客争吵，商场里营业员吃零食、聊天、离开工作岗位等现象层出不穷。曾经发生一个“笑话”，一位营业员一边吃小核桃，一边和旁人聊天，说到开心处大笑，结果小核医院抢救，还请了15天病假。这样的服务水准离国际大都市要求实在是差强人意。
商店商场是城市的“窗口”，针对“窗口”行业如此服务水准，市财贸党委通过对商业职工进行商业职业道德知识、商业法规知识和服务规范知识的轮训；组织商业企业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文明单位六条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服务质量优良周到，能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服务礼貌，仪表整洁，食品卫生，达到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坏境的要求，为人民服务好”，商业优质服务成为文明单位的硬性规定，促使商业企业重视优质服务，重视规范达标。市商业工会坚持以商业系统劳模评选作为提高商业职工素质的抓手，让马桂宁、郏芬芬、侍冬梅等百余位劳模到各商场做示范引领，带动全市商业职工向劳模先进学习看齐，提高商场一线人员的整体素质。
“窗口”行业服务水准的提高不会一蹴而就的，就以商场营业员的“站立服务”来说，也是经过许多周折。年，以市财贸办、二轻局、一商局和旅游局共同推进商场营业员站立服务的过程来看，也是一波三折。
过去商场营业员都有凳子，可以坐着接待顾客，但也因此发生一些营业员对顾客的购物要求视而不见，爱搭不理，顾客上门都不愿意起身接待。为提高“窗口”形象，和国际商业接轨，首先在接待外宾较多的友谊商店实行撤掉凳子，营业员站立服务。这下激起轩然大波，营业员叫苦不迭，反映到商店经理，经理也顶不住了，向一商局领导讨饶，局领导冷静分析该项措施的利弊，认为坚持站立服务是提高商业整体形象的第一大战役，非打好不可，批示要求友谊商店不能后退，继续做好站立服务的试点。友谊商店的经理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推进，在分配机制上奖励站立服务的营业员，并在商场安装探头，督促营业员做好“站立服务”。“站立服务”试点成功，友谊商店的营业额也有相应提高。从友谊商店的站立服务又推广到整条南京路，继而推广到全上海，全国各地，商店柜台里几十年不变的凳子终于搬走了。站立服务普及后，再加上其他服务措施，如导购员、普通话和简单英语接待、规范服务百日竞赛等等，上海商业的“窗口”形象得到大幅度提高。
经过商业系统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年，市文明办组织名大学生暗访全市各商店商场，对照全市“窗口”行业规范达标的要求，上海商业的购物满意度达到96%。在有31个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窗口”行业中，上海商业成为率先达标的7个行业之一，为上海迈进国际大都市整体素质的提高，展现了一道靓丽的商业风景线。
上海商业曾经是城市改革下岗员工的“蓄水池”
我手上有份市统计局关于上海商业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统计数据，上面记载：年从业人员是39.62万，年是74.75万人左右，到年一下子就到.88万，到年又猛增到.67万人，到年上海商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就到了.28万人。九十年代以来，几十万人数的跳跃是怎么来的？
九十年代初，上海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中，市政府“壮士断腕”，把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夕阳产业”砍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上海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上海纺织业，要砸掉三分之二的纱锭，55万纺织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面临下岗。与此同时，轻工、冶金等行业的万产业工人也要应对剧变的人生。新民晚报在这大变革前后的报纸头版上，就有《万名纺织职工进入劳务市场》、《全市29万职工分流上岗》这样的报道。可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习惯了在一个单位从一而终的人们，解不开“再就业”这个结；而约定俗成“招人就招年轻人”的企事业单位，也过不去这个坎。社会稳定面临极大的考验，下岗待业人群中“40、50”们的不安情绪日益膨胀。
恰逢其时，上海商业的领军人物从国外学习了一种新的业态——连锁商业。连锁商业最早进入上海的是香港的百佳超市，年11月就在上海落户。但它华丽的装潢，无人售货的模式，以及不菲的物价，使当时囊中羞涩的上海人没有给与过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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