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加宁周毅等
年，由于疫情冲击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有关“滞胀”的话题再次升温。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负责的关于“滞胀”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历史进行了回顾性梳理，从滞胀的形成过程，到学术界对滞胀成因的讨论，再到各国应对滞胀的经验教训。原文发表在《比较》第辑上，本文为删节版。
01滞胀：从理论上的不可能变为现实中的两难困境
“滞胀”全称“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用以描述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罕见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前，传统经济学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原理认为，通胀和失业呈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即经济上行阶段，失业率下降，但通胀率上升；经济下行阶段，失业率上升，但通胀率下降。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失业率与通胀率同时高涨的局面，用菲利普斯曲线原理已经无法解释，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如采取紧缩政策，则经济增长将进一步下行；如实行扩张政策，则通货膨胀将进一步加剧。
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四个主要发达国家，对比其滞胀的形成过程以及应对经验，找出其共性与不同之处。
02
主要发达国家滞胀形成过程
1．美国：福利主义盛行与宏观调控失据，导致滞胀局面形成并不断趋于恶化
20世纪70年代，美国共经历了三轮严重滞胀，其间经济增长放缓，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在黄金和石油价格不断飙升的背景下，通胀率达到了15%以上，失业率从4%以下上升到接近9%，从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股市价格暴跌，直至发生社会骚乱。
肯尼迪时期和约翰逊政府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不断拉升通胀水平。20世纪60年代，美国产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全球出口份额由19.9%大幅回落至13.4%。肯尼迪总统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增长、增加就业。由于当时的美联储处于弱势地位，只能对总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给予积极配合，在政府大量发行国债的背景下，美联储为防止市场利率上行，于是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1增速从年的-0.05%快速提升到年的7.02%。
约翰逊总统上台后大力推行“伟大社会”建设计划，社会福利水平快速提高，再加上越战迟迟无法结束，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共同刺激下，年通胀率上升至5%，达到年以来的最高值。
尼克松时期实行价格管制和冻结工资，促使通胀转为滞胀。年，尼克松政府为控制物价采取“新经济政策”，实行工资、价格管制，停止用黄金兑付美元，使得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国民深感震惊，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抢购风潮。年，物价在管制下仍然上涨了3.2%，而失业率也保持在5%，滞胀局面开始形成。年春，尼克松因食品价格猛涨和“水门事件”的困扰，再次实施价格冻结，结果导致“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也”，美国人极为罕见地在和平时期遇到了短缺现象。年价格管制放开以后，通胀率报复性反弹至6.2%，失业率仍然维持在4.9%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滞胀局面基本定型。
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时期宏观政策时紧时松，导致美国经济在滞胀泥潭中越陷越深。年，福特就任美国总统，《经济稳定法案》对工资物价的管制到期，各种商品价格出现快速反弹；加之需求过剩、美元贬值、全球农业歉收，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导致物价扶摇直上，年达到了上涨12%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失业率在9个月内上升到9%。
年，美联储开始放松银根，但直到福特卸任为止，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时紧时松，疲于应付，经济呈现高失业与高通胀螺旋式上升的局面。年，卡特政府上台后又开始实行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年间M1的增长创战后最高纪录，导致年第四季度通胀率上升至12.7%，失业率则一直在6%~8%之间徘徊。
—年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将美国带入恶性通胀。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欧佩克控制石油产量，导致原油价格从战前的3美元/桶急升至年的12美元/桶，涨至原来的4倍，促使美国的通胀率在年达到12%的恶性通胀区间。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原油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年伊朗原油产量由3.03亿吨大幅降至1.03亿吨，原油价格从年的13美元/桶上升至年的32美元/桶，美国的通胀率进一步飙升至14.8%。
—年美联储连续加息，高利率加剧经济衰退。—年美国通胀率持续维持在两位数的恶性区间，接近15%；3个月期美国国债利率超过17%，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最高达21.5%，均为战后罕见。年，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继续大幅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并抛售短期国债、提高贴现率至12%，联邦基金利率最高提至22.36%的高位。高利率政策加速了经济下滑，GDP增速降至-1.8%、失业率上升至10.8%，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为治理通胀付出了巨大代价。好在此后里根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沃尔克的紧缩货币政策相配合，才终于将美国经济带出了滞胀泥潭。
2.英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导致英国形成滞胀局面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英国亦出现了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的滞胀局面。—年，英国GDP增长率平均只有1.0%，而通胀率平均达到15.9%。同时，英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3.8%上升至70年代末的5.5%，80年代初更是攀升至11.9%，英国经济深陷滞胀泥潭。
国有经济占比过高，国企出现大面积亏损。两次工党执政期间的英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英国《经济学家》年12月30日那一期的统计数字，国有经济在英国重工业和交通部门中的比重分别为：石油25%、汽车50%、钢铁75%、航空75%、煤炭%、电力%、天然气%、造船%、铁路%、邮政%、电信%。
然而，随着英国进入后工业社会，英国的重工业需求不断下降，传统工业部门面临着规模收缩和结构调整的压力，而年石油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英国的经济矛盾直接引爆。此外，国有企业因长期的政府保护和缺乏激励机制而效率低下，并且承担过重的社会职能使其无法按照收益最大化目标组织生产；机构庞大臃肿、官僚主义盛行的国有企业所需的巨额补贴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且挤占了对私人企业的资金扶持。于是，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企业管理不善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年，英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在欧洲15国中仅排名第九。
英国工会力量空前强大，劳资关系过度紧张。在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工会会员已占全国劳动力总人数的57%，而且英国工会被赋予了过多的法律保护和司法特权，工会的规模和力量过度膨胀对英国经济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一是扭曲了市场机制，造成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工会不断要求上调工资，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价格、增加了企业的雇佣成本，致使企业不愿增加雇佣，导致失业率不断上升，同时还造成了英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年，工党实施“社会契约”政策期间，工资增长32％，远远超过原定目标，这使英国年的通胀率直接上升到27%。二是罢工活动过于频繁，导致劳资关系极度紧张。一旦提高工资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工会就会号召工人罢工，过度频繁的罢工事件不仅使劳资关系极度紧张，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年，英国因为罢工损失的工作日为万个，年猛增至万个。三是威胁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工会的强大力量不仅影响到政府各项政策的推行，甚至能够左右英国大选。70年代，在英国的罢工潮中，接连导致两届政府（保守党希思政府和工党卡拉汉政府）下台。
社会福利支出过于庞大，导致企业投资和个人工作的积极性明显下降。不断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是二战后英国为应对苏联挑战而达成的“共识政治”之一，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英国经济陷入衰退，福利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一是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过快，远超经济增速，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年和—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3％和1.6％，然而社会福利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2％和７％。—年，英国财政持续呈现赤字状态，为应对不断攀升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英国政府只能举债度日，使得年英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55.2％。二是高福利导致高税收，降低了个人和企业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促使人才和资本外流。在撒切尔夫人税制改革以前，英国的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为33%，最高税率达83%；公司税税率为52%，从而使企业的投资意愿不断降低。同时，失业者可以通过领取食品、住房补贴和其他各种津贴等来维持基本生活，生活水平与就业时相差不大，许多人成为自愿失业者，导致政府的失业救济支出居高不下，个人工作的积极性大幅下降，失去了进取心和自立精神。
面对经济社会危机，英国工党政府依然坚持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试图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以恢复经济增长。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英国通胀问题日益严重，出现了通胀与经济衰退同时出现的滞胀现象，这违背了凯恩斯主义的增长与通胀互不兼容的核心结论。英国面临的并非是外部性和周期性问题，而是供给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因此，需求侧刺激不但难以提高经济增速，反而导致持续的高通胀和高失业，使得英国陷入滞胀泥潭长达10年之久。
3.联邦德国：经济政策奉行凯恩斯主义，社会政策奉行民主社会主义，滞胀局面逐步形成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不仅是美国，以联邦德国为首的欧洲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也于20世纪70年代初陷入了滞胀泥潭，年均增长率仅为2.4%，失业率为5.3%，消费物价年上涨率达9.4%。而在此之前的—年，该七国的年均增长率为4.3%，平均失业率为3.2%，消费物价平均上涨率为4.8%。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西欧经济开始出现增长疲软、通胀抬头迹象。年，联邦德国人均GDP达到国际元，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随着战后重建工作的结束以及对外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经济波动开始加剧。—年，联邦德国名义失业人口数量增幅达9.5%。社会政策上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上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在“总体调控”理念的指导下推出了《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借助逆周期财政政策和合作性经济政策使联邦德国经济与就业形势迅速好转。在全面调控思想的指导下，联邦政府于年接连出台了两个财政刺激方案，总价值78亿德国马克。两个刺激计划使得联邦德国经济在年第四季度显示出回升态势，—年联邦德国经济增速保持在5%以上，就业和工业销售额都开始回暖。经济的暂时好转强化了联邦德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自信心，而《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又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强度，从而导致干预政策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持下逐渐被滥用，社会福利持续扩张，财政赤字快速增长。
此外，尽管价格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目标被写入《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但在年前后，由于美元危机不断加剧，德国马克不断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联邦德国货币政策进退失据。最终，联邦德国外汇市场被迫于年3月1日关闭。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银行）不再承担汇率干预职责，重新获得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但是，重新获得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联邦银行法》中“有义务支持联邦政府一般经济政策”条款的约束下，货币政策不断受到社会民主党政府景气刺激政策的强烈影响而摇摆不定，加上不断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及不合时宜的工资增长政策等因素，因而无法履行其确保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职责，通胀率一路走高。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促使联邦德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难以自拔。年，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一向价格稳定的联邦德国，通胀率也上升到历史最高值的7.1%；经济增长虽然还维持在4.8%，但到了年，经济就出现了负增长，增长率快速下滑到-0.9%，失业率为4.7%，通胀率仍然高达6%。年，受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增长率尽管勉强维持在4.2%，但失业率仍为3.8%，通胀率为4.1%。—年连续四年经济低迷，GDP平均增长率为0.8%，其中年为-0.4%，工业生产从年下半年到年上半年连续三年下降，私人消费在—年连续两年持续萎缩，就业人数在—年连续三年持续减少。
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教训推动联邦德国在80年代达成改革共识。德国曾在一战后经历过一次恶性通胀，魏玛共和国无力偿还巨额赔款，大量印发货币购买外汇并支付赔款，进而引发马克急剧贬值。—年魏玛共和国的货币和物价以惊人的速率快速上升。年上半年，马克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换90马克，年11月时，1美元等于0德国马克。
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战后，德国中央银行十分重视对通胀的控制，倾向于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停止通过货币发行支撑政府债务增长并倒逼财政部门削减预算赤字。因此，联邦德国的滞胀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程度相对较轻（图5）。
4．日本：“国土改造论”“社会福利元年”以及宏观政策失误，导致滞胀局面逐渐形成
与美国的滞胀情况相类似，日本在相同时期也出现了滞胀局面。CPI从年第三季度的3.9%一路攀升至年第四季度的超过18%，年达到23.3%。GDP实际增速从年第二季度的9.3%直线下跌至年第四季度的-2.0%。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首次变为负值，消费物价涨幅则超过20%。70年代末期，日本的CPI同比增速再度上行至7.%（年），实际GDP增速也从5%左右下滑到1%左右（图6）。
汇率骤然上升导致出口快速下降，经济增长失速。日本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且过度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当美国经济陷入滞胀购买力下降后，日本也因此被拖累，增速大幅放缓。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日元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货币体系，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日元汇率长期处于上升态势。日本于年12月将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调整到∶1，升值16.9%。此后，日元年平均汇率从年的1美元兑.19日元进一步上升到年的日元。虽然到年底又逐步回落到.52日元左右，但基本保持了升值趋势，日元累计升值约52%。
石油危机造成油价不断飙升，进一步引发输入性通胀。对于依靠重化工和出口导向实现高速增长的日本，石油不仅是重要能源，也是出口产业的主要原材料，因此，石油危机导致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的8个月内，日本进口石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超过%。从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于日本经济粗放型发展阶段的顶峰时期。当时日本经济虽然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单位能耗过大，对能源进口依赖过大，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高耗能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十分脆弱，因而日本经济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受到的冲击较大。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进口石油价格指数最高增幅也达到了%。油价上涨使得日本的通胀率再次严重恶化，实际GDP再次出现负增长。广大民众疯抢日用品，街道减少照明，电梯停止使用，电视台也主动取消了深夜播放的娱乐节目。但由于日本政府把“危机管理”应用于应对石油危机，并提前收紧银根，因此，第二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相对较轻。
“列岛改造热”拉动地价大幅上涨，加剧已经过热的日本经济。从财政政策来看，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发表了著名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提出到年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长率，并且要在全国建设众多人口规模25万左右的城市，对国土进行全方位大规模开发。从年4月至年3月“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被叫停的一年间，因财政原因和国会制约，田中政府不得不两次推迟公共事业投资计划的实施时间。但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收缩时间过晚，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CPI上涨超过了20%。
扩张性政策转向过迟，导致滞胀局面更加严峻。财政政策坚持按照以往承诺的“和平与福利”原则引导社会投资，推出“日本列岛改造论”用高速公路网络将日本建造成一个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体，大力修建高速公路和新干线。以及建设“社会保障元年”等重大政策。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府自觉财力充足，再加上欧洲福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是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年被称为日本的“社会福利建设元年”，但是这些社会福利都要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幅度提高，同时还伴随着经济效率的不断下降。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防止可能出现的“日元升值萧条”，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日本政府决定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M2增长率最高时达到20%，为年后出现滞胀局面埋下隐患。大量国际资本因为汇率过低而涌入日本，再加上日本国内的热钱，资本涌入股市和楼市，资产价格快速升值并开始拉大贫富差距。
5.几点总体印象
（1）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发生滞胀，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是社会政策追求超水平福利主义，另一方面是经济政策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增长动力放缓的同时供需缺口拉大，构成滞胀形成的基础性内因。
（2）中央银行独立性相对较弱，货币政策被财政政策裹挟，导致财政政策货币化，为滞胀形成提供了货币基础。
（3）第一次石油危机加速了滞胀的形成；而第二次石油危机又拉长了滞胀持续的时间，构成滞胀的外部原因。
（4）就各国特殊原因而言，美国由于尼克松政府在应对通胀时采取了计划经济手段控制工资、物价，不仅没能克服通胀，反而加速了滞胀的形成。
英国在面临石油危机的冲击时，占比过高的国有经济和空前强大的工会势力加剧了经济社会矛盾，此时工党忽视调整结构和体制改革，直接导致英国经济的滞胀。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宏观政策紧缩过晚导致严重滞胀；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由于把危机管理应用到石油危机应对，及时采取了紧缩政策，所以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时所受影响较轻。
联邦德国因为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存在一定的社会张力，所以政府的干预政策遇到较大阻力，并且为后来的供给学派改革提供了共识基础。
03
有关主要发达国家滞胀成因的讨论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发生通胀与失业并发的滞胀现象以来，由于无法解释这一新的经济现象，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备受质疑和抨击。于是，如何解释滞胀成为经济学各主要流派争论的焦点。各个学派对滞胀成因的解释各不相同，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
1．“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必然导致滞胀
美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主将霍华德·谢尔曼批判性地继承了以马克思、米切尔、凯恩斯和卡莱斯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并综合了供给与需求、成本和收入两方面因素，提出了一个双面挤压的“利润挤压论”（表3）。谢尔曼认为，内生或内部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要根源，并将以往强调内生因素的理论分为两派：一派强调消费需求，另一派则强调供给成本。谢尔曼通过对投资、利润与利润率、劳动份额等各个变量的探讨，认为滞胀是供给与需求、成本和收入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结果。在该理论框架下，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周期是滞胀产生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积极的国家干预下，也需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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